当非遗遇见俄罗斯青年 曲阜研学开启文化交融新旅程

中(zhōng)国古代原有(yuányǒu)犀牛，亦产犀角，华南以及华北大平原上(shàng)都曾出现，且人们能清晰地认识到其特殊价值。《尔雅》记载：“南方之(zhī)美者，有梁山之犀象焉。”郭璞注《尔雅》引《吴录·地理志》提及：“武陵阮南县(nánxiàn)以南皆有犀。”又注《山海经》引《范子(fànzi)计然》说道：“犀角出南郡(nánjùn)，上价八千，中三千，下一千。”然而，犀牛作为珍稀动物，大多仍需从海外引入。西汉学者桓宽曾在《盐铁论》中就此论述：“犀象虎，南夷之所多也。……中国所鲜，外国贱之。” 两千多年前，张骞执节(zhíjié)西行，凿通了(le)连接中原与(yǔ)欧亚大陆的文明廊道，同时带回了一批令汉朝皇室惊叹的“殊方异物”，除了明珠、汗血宝马、狮子等，还有一种来自热带丛林的神秘奇物：通犀。颜师古在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引(zhōngyǐn)如淳注说道：“通犀，中央色白(sèbái)，通两头。”这种犀牛因角质中一条贯通首尾的白色纹理而得名。 约千年(qiānnián)后，唐代诗人李商隐在《无题》中写下千古名句：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”如今，我们(wǒmen)常借此句形容(xíngróng)人与人之间的默契，却不知其溯源系于一条贯通古今的“通天纹”。诗中的物质世界遍布着文化隐喻与象征(xiàngzhēng)。这种“异物(yìwù)”如何(rúhé)通过隐蔽的物性映射时人的意识形态(yìshíxíngtài)，又如何以其审美诗性来建构特定的象征秩序？为何“灵犀”指向心意相通？答案就藏在一段跨越千年的物种传奇与文学想象中。 “鸡璧”与曹氏父子(fùzǐ)：注入最初的文学基因 在公元3世纪的洛阳宫廷，曹丕仿照曹操，监制了一把(yībǎ)(bǎ)特殊的“百辟宝剑”，谓其“饰以文玉，表以通犀(tōngxī)”（《典论》）。这把剑上，便(biàn)运用了神秘的通犀装饰。以犀为剑饰，似乎是汉魏王族的定制。根据《东观汉记》记载，陈遵破匈奴，汉帝(hàndì)曾以“驳犀剑”赐之表彰其功。 又有传为曹植所作的(de)一首《乐府歌词》写道：“所赍千金之宝剑，通犀(tōngxī)文玉间碧(bì)玙。翡翠饰鸡璧，标首明月珠。”以往(yǐwǎng)，人们常将其中的“鸡璧”译为美玉，认识多不(bù)清晰。范常喜先生近年考证：“鸡璧”应为“鸡辟”，“很可能(kěnéng)是一种与‘通犀’‘碧玙’‘翡翠’‘明月珠’等相类的装饰材料（见《“鸡璧”新证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21年第4期）。 实际上，“鸡璧”并非是与“通犀(xī)”相似的材料(cáiliào)，而就是蛮方贡品通天犀。 1963年洛阳曹魏墓(mù)出土的(de)石牌上，“鸡辟(jīpì)(jīpì)(jīpì)挍短铗”的刻字，为这个千年谜题提供了实物证据。作为明器签牌，石碑上的铭文标注了墓主人的陪葬品，其中有一把“鸡辟”校饰的短剑。另外，青岛土山屯汉墓出土的遣册木牍上，也有“鸡辟佩刀一”的记录，对应墓主头旁出土的一具佩刀。“鸡辟”大概率是“辟鸡”的倒讹，意味使鸡群避退。《抱朴子》谓：“南人或(huò)名通天犀为骇鸡犀。以此犀角着(zhe)谷积上，百鸟不敢集。”通天犀因(xīyīn)具有这一神奇功效，故又被称为“鸡骇犀”或“骇鸡犀”。 洛阳曹魏大墓出土(chūtǔ)石牌拓片M1∶1 资料来源(láiyuán)：李零《洛阳曹魏大墓出土石牌铭文分类考释》，《博物院》2019年第5期 通犀宝剑成为帝王(dìwáng)彰显天命的(de)神器，尤其与两个关键词有关。第一，“祥瑞”。《宋书·符瑞志（下）》记载：“鸡骇犀，王者贱(jiàn)难得之物则出。”直至唐代，“骇鸡犀”仍然见于《唐六典》记录的百余种符瑞中，并与珊瑚钩(gōu)、戴通璧、玉瑠璃等饰物并列为“上瑞”。第二，“辟邪”。曹丕在《大(dà)墙上(qiángshàng)蒿行》一诗中歌颂宝剑“驳犀标首，玉琢中央。帝王所服，辟除凶殃(xiōngyāng)”。受礼制规范、社会心理等多重元素影响，避祸、辟邪，自古是君王制造武器时极看重的功用。《抱朴子》中曾提到犀角的一个特殊功用：辟毒；唐人诗文中，还提到犀角有辟(yǒupì)尘、辟水、辟邪等功能(gōngnéng)，似乎具备“百辟”特性。 加灵威(jiālíngwēi)之物“通犀”于刀剑，希望对(duì)宝剑功能有所增益，这与曹氏父子(fùzǐ)命人制作“百辟刀”“百辟宝剑”，为“百炼(bǎiliàn)利器，以辟不祥，摄服奸宄者也(yě)”（曹操《内诫令》）的初衷也相合。曹操父子对通犀的偏爱，并非因为类似志趣或爱好偶然为之，而是暗含着政治隐喻。二人深谙神剑叙事与王权内涵之关联(guānlián)，因而将(jiāng)这种行为作为论证合法“天命”的政治实践。运用稀有(xīyǒu)、贵重、充满(chōngmǎn)灵性且能辟邪的“通天犀”制作的神剑，也就作为了崇尚王权，或者说能为王权加注神性的器物。这种将异宝与皇权捆绑的书写传统，为通犀注入了最初的文学基因。 从(cóng)“王者之佩”到“腰间风流”：唐代犀带的权力美学 流转至盛唐，通犀的身影从剑鞘移到了腰间。贞观(zhēnguàn)年间，随着西域丝路和(hé)海上丝路贸易的繁荣，犀牛和犀角制品开始大量出现。元稹《和李校书新题乐府(yuèfǔ)十二首·驯犀》诗句“行地无疆费传驿，通天异物罹幽枉”，指的就是通天犀在代宗时由林邑入贡、被圈养在深宫(shēngōng)林中。 根据(gēnjù)《新唐书(xīntángshū)》记载，林邑国曾向(xiàng)唐太宗进献十一枚“通天犀”。珍贵的犀角被制成各种饰物(shìwù)。男性所用的腰带，尤其成为官员品级的标志。据文献，六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犀角装饰的腰带。六品以上官位不同，犀带亦要有所区别，通天犀是最高级别官员的装备。 《新唐书·郑畋传》：“文宗即位(jíwèi)，以(yǐ)四方车服僭奢，下诏准仪制令，品秩勋劳为等级。……诸亲朝贺宴会之服：一品(yīpǐn)、二品服玉及通犀，三品服花犀、斑犀。” 《唐会要》：“（太和六年六月敕）一品二品(èrpǐn)许服玉及通犀，三品(sānpǐn)许服花犀斑犀及玉。” 只有一品、二品官员(guānyuán)才能佩戴“通犀带”，三品以下只能用“花犀”“斑犀(bānxī)”，足见通天犀带的至高荣耀。李德裕(lǐdéyù)曾专门写作《通犀带赋》： 君子以良玉比德，岂不以温润而近人。惟骇鸡之至宝，亦含章而可珍(kězhēn)。……剪截本末，发挥藻缛。砥若砺金，剸如切玉。析(xī)以为带，加之盛服(shèngfú)。御之则附身(fùshēn)，褫之则韫椟。似达人之卷舒，不专玩乎掌握。矧乎白璧虽美，尚不掩瑕。 华丽异常的异域(yìyù)贡物，既作为显臣(xiǎnchén)权力的文学象喻，又展示出唐代士人在摹物、咏物时着重表现的儒家器物观。器物的价值在于用料的考究、精湛的工艺(gōngyì)，更要有精神的共鸣、审美的愉悦。 白居易对通犀腰带的关注尤甚(yóushén)。他在《杂兴·其三》一诗中以“冠垂明月珠，带束通天犀”来描写吴王的奢侈装扮，又在《寄献北都(dōu)留守裴令公》中，以“通天白犀带(báixīdài)，照地紫麟袍(zǐlínpáo)”，描绘宰相裴度的威严形象。 这种腰带(dài)(dài)的(de)形制极为讲究：犀角被切割成规整的“带胯”，作为扣饰附在(zài)革带或皮带上。白居易《和春深二十首·其四》吟诵：“何处春深好，春深方镇家。通犀排带胯，瑞鹘勘袍花。”诗写暮春时节于节度使府邸踏春的高阶(gāojiē)官员，腰佩通犀腰带，犀饰规整排列在带胯的排方底座之上。日本正仓院(zhèngcāngyuàn)现保留有一御制“斑犀偃鼠皮御带”。皮带主体虽已腐坏，以犀角制作的“巡方”和“带柄(bǐng)”装饰仍保存(bǎocún)完好。由此可窥千年犀角带胯的精工纹样，再现唐诗“通犀排带胯”的历史场景。 白居易对于“通天犀带”的书写，虽然和曹植吟咏(yínyǒng)“通犀(tōngxī)宝剑”的目的有所区别，但都(dōu)可视为以摹物来体现权力关系并寻求精神价值的创作途径。唐诗中的“通天犀”“金鱼(jīnyú)”“麒麟衫”等，都是官职、地位与荣耀的象征(xiàngzhēng)。唐代诗人对其反复吟诵，是士人对“物以彰身”和“托物言权”传统的复刻和延续，强化了时(shí)人对特定物质文化身份的认同。 斑犀偃鼠皮御带 现藏(xiàncáng)日本正仓院 对犀胯的追捧热潮，自唐代至五代持续近三百年。通犀带的流行，侧面折射出唐代的开放气象。敦煌曲子词中，曾描绘远藩向王庭进贡(jìngòng)的犀带“尽是通天鸟兽形”（《水鼓子·二(èr)二》）。通犀带不仅是权力符号，更成为(chéngwéi)盛世浮华(fúhuá)的注脚。 除此之外，男性还使用“犀簪”，作为荣耀的象征(xiàngzhēng)。同时，诗歌(shīgē)显示，晚唐女性佩戴的“犀簪”，也成为美饰的一种。还有(yǒu)犀角制成的梳子“犀梳”，也颇为流行。段成式(duànchéngshì)有诗《戏高侍御七首·第六》吟诵(yínsòng)：“诈嫌嚼贝磨衣钝，私带男钱压鬓低。不独邯郸新嫁女，四枝鬟上(shàng)插通犀。”诗中的邯郸倡是一位舞艺精绝的佳人，从“带男钱”之举来看，她佩戴的通犀簪钗（或通犀梳），很有可能就是与其关系(guānxì)亲密的高侍御赠送的。 从“骇鸡犀”到“灵犀一点(yìdiǎn)”：异物成为心灵密码 据《抱朴子》，以通天 犀(xī)角“盛米置群鸡中(zhōng)，鸡欲啄之，未至数寸，即(jí)惊却退”。事实上，犀角骇鸡的说法早在先秦就有了(le)。但通天犀能“骇鸡”的原理，和它独特的贯通花纹或辟邪功能都没有直接(zhíjiē)关系。《抱朴子》曾记载，犀角在黑暗中会发出光芒“赫然(hèrán)如炬火(jùhuǒ)”。而《太平广记》中也记录，宝历元年南昌国进献的一枚夜明犀，“其状类通天犀，夜则光明，可照百步”，可见此类传闻能照明的异域奇珍，曾广受瞩目。 在唐代(tángdài)诗人的(de)(de)笔下，“通犀”的功能从(cóng)实用转向想象。白居易《驯犀》诗中，“驯犀驯犀通天犀，躯貌骇人角骇鸡”的描述，既保留了犀角“骇鸡”的传说，又暗指贡犀背后的政治讽喻。驯犀最终因(yīn)无法适应北方气候而死，这些“通天异物”如同双刃剑，既象征着王朝的强盛，也暗含“远物易折”和“违天逆时”的为政警示。 清·犀角雕梅花(méihuā)簪 现藏上海博物馆 诗人对通犀“通灵”特质的不断开掘和想象，又使其(qí)内蕴(nèiyùn)超越物理属性(shǔxìng)，衍化(yǎnhuà)为经典的文学意象。元稹《酬东川李相公十六韵(yùn)》以“因持骇鸡宝，一照浊水昏”，暗喻犀角(xījiǎo)光芒可穿透世俗迷雾，明辨真相。白居易《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》中“唯有沅犀屈未伸，握中自谓骇鸡珍，三年不鸣鸣必大，岂独骇鸡当骇人”尤为精妙(jīngmiào)，“骇鸡”之典既暗合贾沅犀姓名，更借犀角“骇人”之性，比喻才子不鸣则已、一鸣惊人的惊世才华。“骇鸡”的内涵，由此(yóucǐ)从形容犀角转向赞美人才，诗人借此将通犀的物理特性升华为人生哲学。 以物性的“拟声达意”来抒写人情(rénqíng)，正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(chuántǒng)的抒情形态。 晚唐韩琮（韩常侍）《为御史衔命出关(chūguān)谳狱道中看华山有诗》亦(yì)有“野麋蒙象暂如犀(xī)，心不惊鸥角骇鸡”之句，以“角骇鸡”写奇特物象带来的内心震撼。后世“骇鸡”寓意更趋近“骇人”，常与赞颂人才关联。如仇兆鳌注杜甫《秋兴八首》引(yǐn)陈廷敬言，称其章法“分之如骇鸡(rúhàijī)之犀，四面皆见；合之如常山之阵，首尾互应”；钱谦益亦评杜诗(píngdùshī)“如骇鸡之犀，四面皆见”。二人皆以此(yǐcǐ)物性，盛赞杜诗章法严谨浑厚、言必有物。 公元835年的(de)一个春夜，李商隐在长安写下《无题》诗：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让“通犀”彻底摆脱了(le)权力与祥瑞的枷锁，成为人类情感的终极隐喻。他巧妙(qiǎomiào)截取了犀角(xījiǎo)“一点贯通”的物理(wùlǐ)特征(tèzhēng)，将其转化为人类情感中“心意相通”的精神符号。当其他诗人还在描写华贵的通犀腰带时，李商隐却透过表象，捕捉到(bǔzhuōdào)犀角纹理与人类心灵的微妙共鸣。由此，“通犀”被植入了个体化的精神印记，完成了向“灵犀”的转化。 犀角上(shàng)的“通天纹”曾被视为“天人感应”的象征。李珣《海药本草》称(chēng)“胎时见天上物命过，并形于角上”，认为犀牛怀胎时看见(kànjiàn)天上神物而被感应，其子便角生神纹。这种犀角能(néng)“与天联通”的灵异认知，使其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，赋予了它浓厚的神秘色彩(shénmìsècǎi)。这构成了李商隐运用这一物象的文化基础。 人对物的综合(zōnghé)感知通常(tōngcháng)始于(shǐyú)视觉，李商隐很可能还亲眼观察过真实的通天犀角，因而能将通天犀的物理(wùlǐ)特性（象征联通的白纹）极致地融入抒情机制。驯犀表演曾是唐代宫廷的娱乐活动之一，直至(zhízhì)晚唐仍然流行。作为异域贡兽的犀牛或其角，应是他可接触的“异物”。当诗人凝视(níngshì)恋人眼波，或感怀心意(xīnyì)阻隔时，犀角上的神秘白纹，便成为触发灵感的具象纽带。相隔画楼桂堂的恋人，虽无彩凤双翼，心意却如犀纹般能在神秘瞬间“一点通”。 对“物性”的诗意(shīyì)提炼和“以物观心”的书写，让(ràng)通犀从原本稀有的珍奇异宝，变成了承载人类情感的容器，成为中国人表达默契(mòqì)与共鸣的文化密码。李商隐以后(yǐhòu)，以通犀为媒介的歌咏凝聚成了较固定的审美联想。 唐人在“体物”的(de)叙事视角上逐渐多元化，从而使“因物致理”或“以物共情”的途径更加丰富。“物质”通过文化象征参与(yǔ)(cānyù)社会秩序建构。唐诗中的“通犀”，作为文化象征与政治事件、冠服制度、宫廷仪式紧密关联，无疑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不断融合、彼此扩容、互为馈赠的一个(yígè)缩影和典范(diǎnfàn)。 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(zhōngwénxì)）